问计2018：我国需要消费投资再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如何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确定2018年经济政策的核心要点，是当前宏观经济学界最核心的讨论话题。
      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大国新时代”报告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任务、增长方式、结构转型的重要落脚点要从过去的外需投资驱动，转为内需消费驱动，形成消费、投资、外需良性循环的体系，改变过去几十年消费水平过低的格局。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是当前中国经济工作部署中要关注的首要问题。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年对消费、投资的定位，会作出明确的阐述；在相应的产业、货币、贸易政策上会给出明确举措。因此，我们要讨论如何促消费、稳投资，同时发挥投资在结构调整中的关键作用。”刘元春表示。
    
    中国式消费：席卷全球还是结构性繁荣

    今年中国网络购物交易额增长30%，海外消费增速也达到15%。
“现在，中国人消费大有席卷全球之势，是全球消费力最强盛的群体，中国的消费总量已在全球稳居第二位。”刘元春表示，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40%多提升到70%，成为最近国内经济增长最亮点。
    但据刘元春分析，如果剔除价格因素，今年实际消费增速只有8%，低于前两年，而且还在持续下滑；实际消费占GDP比重前三季度只占53%。虽然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历史峰值已达80%，但绝对值仅占52%，而全球平均水平是63%，发达国家是75%。
    “我们还要看到仍有大量的产能过剩、海外高端消费外流，消费还面临大量结构性问题。”刘元春表示，消费是储蓄之后的剩余收入，中国储蓄率在2010年达到51%的顶点后出现持续回落；国民储蓄增长速度也从29%下降到5.8%，这导致消费增速上升。
    而且，还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全社会零售总额这个参数根本衡量不了中国的消费水平。没有纳入其中的消费包括住房类消费、文化类消费、规模以下工业税收减免而交定额税的经济主体的交易，以及很多新型消费。
    “我们发现目前的消费增速与收入增速基本匹配。最近居民可支配收入出现持续回暖，在某种程度上也引领消费回暖。明年我国消费增速稳定在10%的水平有压力，因为明年可支配收入增速可能会随GDP增速的回落而回落。今年GDP增速最终公布可能在6.7%~6.8%，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可能会在6.8%左右。”刘元春表示。
    “中国的初次分配格局是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企业很少有利润分红、股息派送等，国企利润也没有转换成居民消费基金，而是转换成投资基金。”刘元春认为，中国储蓄率高是因为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世界最高，相反居民储蓄率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居民拿到钱首先想到投资房产，占35%，另外29%用于食品消费，20%用于装修、维修等住房内消费，其他消费其实不多。
    “为了应对未来的房地产泡沫，人们过度储蓄。因此，中国如果不能够多渠道进行房地产供应，实施房地产供求平衡的基础制度建设和改革的话，要想真正启动中国消费很难。”刘元春表示。
    此外，中国居民收入里面有大量养老、教育、医疗支出，由于中国大量公共服务缺失，导致居民进行审慎性储蓄和过度支出。而且，中国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短板。“因此目前消费不足的原因不是消费政策出现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是源于一些机制体制的问题。”刘元春表示。
    未来如何寻找到新的消费刺激点？刘元春认为，下一步中国要实施数字化扶贫工程、数字化消费工程，围绕网络生活使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大规模转移，公共行政定价如上网费则需进行大幅度调整。
    中期改革则包括国企利润深层改革，最近国务院将国有股10%划转到社保基金补充养老金，“但这个举措只是改革第一步”。同时，还要让上市公司分红，社会改革要加速。
    “对于促消费，更重要的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以全面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为基础，今明两年出台一些重大改革蓝图、基础性改革方案。”刘元春表示。
    
投资“跌跌不休”投资方案：启动民间

    “今年经济工作会议一定会把目前投资增速过度下滑的问题当成短期核心问题来处理。”刘元春判断。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战略性定位，是十九大报告中一个重要理论创新。过去认为投资是稳增长的基础，但我们投什么，谁来投，是中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刘元春说，简单增加投资会产能过剩；不投资也会萧条崩溃，中国经济的短板更补不了。因此，如何让投资得到合理比重，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
    “投资关注结构就不关注总量，是不对的。”刘元春表示，今年投资增速企稳，从9%多反弹到10.3%，在中国庞大体量的背景下保持增长两位数，“还是很猛的。”但是，投资增速整体下滑的趋势目前还没止住，中国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没有增加。
    据刘元春分析，居民储蓄、政府结余、贸易赤字以及被动存货投资共同决定了投资增速范围。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速已经从最高点9.9%下降到今年预计的1.4%。居民储蓄和政府赤字率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中央政府广义财政赤字9.8%，而不是狭义的3.6%。储蓄率下降则导致投资增速下降；贸易顺差降低必定导致固定投资下降；被动存货率上升意味着销售不畅，接下来投资就会减少。
    “从市场预期收益来看，我国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了，很多项目投资还抵不上银行贷款。制造业整体利润率3%，好的到6%~7%，差的是负数。”刘元春表示，目前投资回落超过了储蓄率的增速5.3%，固定资产实际增速只有2.3%，目前投资增速有过度下调的风险。
    “这种趋势不转变，到明年就会导致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产能过剩进一步显化，需求不足进一步突出，GDP增速下降。”他判断。
    “很多人认为提高消费就要降低投资增速，我认为这个逻辑是错的。消费增速跟投资增速共同的决定参数是储蓄率。没有基础的消费增长过快不可持续；如果投资下降过快会导致大量商品卖不出去，收入下降，也会导致消费下降。”刘元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必须高度重视固定资产实际增速的加速下滑，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还在于稳投资。
    但他也认为，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工具必须要做出大幅调整，明年不是简单稳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是稳投资的关键。
    “问题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这几年一直跑得很快，财政赤字从过去的2%多扩展到现在的9%。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来源于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民间投资的启动不是任何单一工具和政策能够胜任，必须采取系统措施，从中期角度来系统开展。我们建议2018年出台民间投资启动的系统方案。”刘元春表示。
    他认为，政府不能再按照目前的方式过度投资，国企投资也要限制，各类管制要进行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还要进一步强化，特别是降税。
    “总量性减税匹配贸易和国际关系政策，是解决当前中国面临资本外逃和产业转移供给的要点之一。短期应该出台新投资包，但不能延续过去的方向，要在新的产业、新的区域里部署。”刘元春说。